文化有广义、狭义之分。从广义说,一切由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现象均可称文化。狭义而言,则专指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与制度等。目前,人们爱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,常把二者截然分开。但很少有人注意,有不少介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文明。它既不像思想、观念、文学艺术、法律、制度等完全属于精神范畴,也不像物质生产那样完全以物质形式来出现,而是以物质为载体,或在物质生活中渗透着明显的精神内容。我们可以把这种文明称之为“中介文明”或“中介文化”。
中国的茶文化,就是种典型的“中介文化”。茶,对于人来说,首先是以物质形式出现,并以其实用价值发生作用的。但在中国,当它发展到一定时期便注入深刻的文化内容,产生精神和社会功用。饮茶艺术化,使人得到精神享受,产生一种美妙的境界,是为茶艺。茶艺中贯彻着儒、道、佛诸家的深刻晢理和高深的思想,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手段,而且是增进修养,助人内省,使人明心见性的功夫。当此之时,茶之为用,其解渴醒脑的作用已被放到次要地位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茶文化。大千世界,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已无可计数,但并非均能介入精神领域而称之为文化。稻粱瓜蔬,兽肉禽卵,皆人类生存所用,却不见有人说“菠菜文化”、“牛肉文化”。在中国人常说的开门七件事中,亦仅仅是茶受到格外的青睐而被纳入文化行列。在中国,类似的“中介文化”还有不少,但也并非处处可以滥用。即以饮食而言,除了茶文化之外,最能享受此誉的莫过于酒文化与菜肴文化体系。然而,若论其高雅深沉,形神兼备以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度,皆不及茶。有人说,酒是火的性格,更接近西方文化的率直;茶是水的性格,更适于东方文化的柔韧幽深。这很有些道理。
不过,茶文化既然是一种“中介文化”,当然仍离不开其自然属性。所以,我们仍要从它的一般状况谈起,从其自然发展入手,探讨其如何从物质到精神。中国能形成茶文化,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。关于后者,以下有专章论述,在此先谈自然条件。中国是茶之故乡,无论原产地、最早发现茶的用途、饮茶、人工种茶和制茶,都是从中国开始。本来,这已是世界早有定论的问题。不过,关于茶的原产地却出现了一些争论。某种树木原产地的确定,一般来说有三条根据:一是文献记载何地最早二是原生树的发现,三是语音学的源流考证。从这三条看,茶的原产地在中国无可争议。
然而,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,中国的古老文明在现代科学面前已明显地相形见绌,什么物种原理、语音学等,很晩才为知识界所了解。不知原理,自然无从论证。西方人正想贬低中国,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把伏羲、神农、女蜗都说成是古埃及、巴比伦或印度的部落西长。中国人的祖宗都被说成了外国人,一叶茶、一棵树何足道哉!但中国的茶毕竞在世界上名声太大了,这不能不引起西方人的注意,想说中国不是茶的原产地毕竞要找点根据。1824年,英国军人勃鲁氏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发现了大茶树,从此,便有人以此孤证为据,说茶的原产地不在中国,如英国植物学家勃来克、勃朗、叶卜生和日本加藤繁等人皆追随此说。他们说判断原产地的唯一标准是大茶树、中国没有大茶树的报告,印度发现了大茶树,原产地唯一可能在印度。茶学界称这种观点叫“原产地印度一元论”。
可是,当中国早已知茶、用茶时,印度尚不知茶为何物。中国用茶已几千年,印度却是从18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输入中国茶种;因此,不考虑中国毕竟难以服人。于是,又出现了“原产地二元说”,其代表是荷兰的科恩司徒。他认为,大叶茶原种在印度,小叶茶原种在中国。然而,不论印度和中国都是东方,对一向傲气十足的西方人来说可能还不满足,于是又出现一种“多元说”,其代表是美国的威廉·乌克斯,他主张“凡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地区都是原产地”。这种说法,好比说有条件生孩子的女人都生过孩子一样可笑。理由呢,还是说中国没有大茶树的报告。
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原生茶树报告,中国的确出现很晚。但中国古籍中关于大茶树的记载却很早就有。《神异记》说:东汉永嘉年间余姚人卢洪进山采茶,遇到传说中的神仙丹丘子,指示给他一棵大茶树。唐人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则记载:“茶者南方之嘉木也,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,其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,伐而掇之。”如果说,丹丘子指示大茶树还是传说,被称为“茶圣”的陆羽,则是长期对各地产茶情况进行过许多调查研究的,他的记述,应该说也属于“报告”之类了。宋人所著《东溪试茶录》也曾说,建茶皆乔木,树高丈余。此类记述在其他古籍中还多得很。
本世纪以来,关于我国大茶树的正式调查报告便更多了。不仅南方有大茶树,甚至北方也有发现。20世纪30年代,孟安俊在河北晋县发现二十多株大茶树,同时期山西浮山县也发现大茶树。1940年,日本人在北纬三十六度的胶济铁路附近发现一棵大茶树,粗达三抱,当地人称为“茶树爷”。新中国建立后,在云南、贵州、四川等地发现许多更大的茶树。云南勐海大茶树有高达三十二米的,一般也在十米以上。贵州大茶树最高者达十三米,十米以下的更常见。四川大茶树四五米者为多。其他如广西、广东、湖南、福建、江西等省均有发现。据此,植物学家又结合地质变迁考古论证,确定我国云贵高原为茶的原产地无疑。
中国不仅最早发现茶,而且最早使用茶在中国浩繁的古籍中,茶的记载不可胜数。当中国人发现茶并开始使用时,西方许多国家尚无史册可谈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载: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荼而解之”。古代“荼”与“茶”字通,是说神农氏为考察对人有用的植物亲尝百草,以致多次中毒,得到茶方得解救。传说的时代固不可当做信史,但它说明我国发现茶确实很早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从战国开始写作,到汉代正式成书。这则记载说明,起码在战国之前人们已对茶就相当熟悉《尔雅》载:“槚,苦荼”。《尔雅》据说为周武王之辅臣周公旦所作,果如此,周初便正式用茶了。《华阳国志》亦载,周初巴蜀给武王的贡品中有“方蒻香茗”,也是把中原用茶时间定于周初。茶原产于以大娄山为中心的云贵高原,后随江河交通流入四川。武王伐纣,西南诸夷从征,其中有蜀,蜀人将茶带入中原,周公知茶,当有所据。以此而论,川蜀知茶当上推至商。此时,茶主要是作药用。有人根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,说晏婴为齐相时生活简朴,每餐不过吃些米饭,最多有“三弋五卵,茗菜而已”。由此而认为战国时曾有过以茶为菜用的阶段。但有人考证,此处之“茗菜”非指茶,而是另一种野菜。所以,“菜用”说暂可置而不论。
茶的最大实用价值是作为饮料。我国饮荼最早起于西南产茶盛地。周初巴蜀向武王贡茶作何用途无可稽考,从道理上说,滇川之地饮茶当然应早于中原。饮茶的正式记载见于汉代。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自西汉至晋,二百年间,涪陵、什邡、南安(今剑阁)、武阳(今彭山)皆出名茶”。茶在这一时期被大量饮用有两个条件。第一,是由于秦统一全国,随着交通发展,滇蜀之茶已北向秦岭,东入两湖之地,从西南而走向中原。这一点首先由考古发现得到证明。众所周知,著名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有一箱茶叶被发现。另外,湖北江陵之马山曾发现西汉墓群,168号汉墓中曾出土一具古尸,同时也发现一箱茶叶。墓主人为西汉文帝时人,比马王堆汉墓又早了许多年。由此证明,西汉初贵族中就有以茶为随葬品的风气。倘若江汉之地不产茶,便不可能大量随葬。第二,此时茶已从由原生树采摘发展到大量人工种植。我国自何时开始人工植茶尚有争议。庄晚芳先生根据《华阳国志》中的《巴志》园有方蒻、香茗”的记载,认为周武王封宗室于巴,巴王苑囿中已有茶,说明人工植茶可始于周初,据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。①对此,有人认为尚可商榷。但到汉代许多地方已开始人工种茶,则已为茶学界所公认。
宋人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说:“西汉有僧从表岭来,以茶实蒙山”。《四川通志》载蒙山茶为“汉代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者手植,至今不长不灭,共八小株”,这都是说的蒙山自西汉植茶,不过还不是大面积种植。而到东汉,便有了汉王至茗岭“课僮艺茶”的记述,同时有了汉朝名士葛玄在天台山设“茶之圃”的记载,种植想必不少。
汉代,茶已开始买卖,汉人王褒写的《僮约》即有“武阳买茶”、“烹茶尽具”的记载。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,更是人所共知。文君当炉卖的是茶是酒众说不一。不过,司马相如的《凡将篇》确实已把茶列入药品。从语音学考察,更说明茶原产于中国。世界各国对茶的读音,基本由我国广东语、福建厦门语和现代普通话的“茶”字三种语音所构成。这也证明茶是由中国向其他国家传播的。
我们谈茶的自然发展史已很多,好像离开了“中国茶文化”这个本题。
其实,这只是想说明:在荼的故乡,最早发现茶、使用茶、制茶、饮茶,所以有形成茶文化的自然条件。然而这还不够。中国的特产很多,为什么只有茶形成这样独特的文化形式?我想其中有个重要的奥秘,就是茶的自然功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天人合一”,“师法自然”,“五行协调”,以及儒家的“情景合中庸、内省的大道理相吻合了。茶生于名山秀水之间,其性中平而味苦。茶能醒脑,且对益智清神、升清降浊、疏通经络有特殊作用。于是,文人用以激发文思,道家用以修身养性,佛家用以解睡助禅。中国最早的“茶癖”,不是文人,便是道士、隐士,或释家弟子。人们从饮茶中与山水自然结为一体,接受天地雨露的恩惠,调和人间的纷解,浇开胸中的块垒,求得明心见性,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。这样一来,茶的自然属性便与中国古老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了。
所以,中国人一开始饮茶便把它提到很高的品位。在中国,茶之为用,绝不像西方人喝咖啡、吃罐头那样简单,不了解东方文化的特点,不了解中国文明的真谛,就不可能了解中国茶文化的精髓,而只能求得形式和皮毛。茶与中国的人文精神一旦结合,它的功用便远远超出其自然使用价值。只有从这个立足点出发,我们才可能深入到中国茶文化的内部。因此,在我们正式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具体内容之前,便要开宗明义,直接切入这种文化的本质。
